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用“沉重的忏悔”引“深刻的警醒”。但据报道，有些官员将“悔过书”当成逐利之举，在减刑的驱使下，“忏悔书”出现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公然抄袭。(3月26日北京晨报)

　　贪官的“悔过书”如同“检讨书”，表面上看都是知错认错、痛定思痛的表现形式。对于学生而言，犯错后老师要求写“检讨书”，以达到悔悟的目的。可是学生写“检讨书”就真的表明自己知错了？是交差或是应付暂不论，可思量。同样，贪官们踊跃写“悔过书”又出于何种目的？二者必然有人性的共通之处。

　　据一些专业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表扬加分的考虑情节。不难理解，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背景下，“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人们往往对有悔改之心的人是包容的，是愿意给机会的。法治也不例外，坦白从宽就是最好的例证。

　　不论是人文关怀还是法治开恩，“悔罪”都施予了罪犯者人性救赎的机会，但前提是必须“走心”。发自肺腑、触及灵魂的悔过是自然的，是感人的，是文如其人的，更是值得深思和警醒的，这样的“悔过书”才有警示教育意义。相反，利用“悔罪”的量刑因素，大肆在“悔过书”上作文章，甚至公然抄袭，“悔过书”沦为谋利的表演道具，这类“悔过书”意义几何？

　　八股化、空洞化、抄袭的“悔过书”不仅感化不了自己，更警醒不了别人。那么在审判时，如此假“悔罪”行为就不可作为量刑因素。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

　　如此看来，“悔过书”还得抽走利益的内核才能发自真心，才有警醒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