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珠海市两会正在进行，民进珠海市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关于开车期间玩手机入刑的提案。该提案认为，目前开车玩手机危害太大，已经导致多起悲剧发生。(1月21日《南方都市报》)

　　人大代表建议开车玩手机应入刑，折射出人们对公共安全的担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公安机关将给予驾驶人警告或记2分并处以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虽然法律对开车玩手机的行为进行了限制性规定，但由于法律颁布较早，对于现在新出现的微信、微博、自拍等行为并没有明确约束，加上监管不到位、不及时、取证难、没有得到公众的参与等，边开车边玩手机的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现实中因为“开车玩手机”造成的交通意外也偶尔出现，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代表们建议以此入刑，也有其实际的道理。

　　但在笔者看来开车玩手机尚不宜入刑。动辄入刑实质是刑法依赖症，是因为对刑法功能缺乏科学认识，认为某种行为只要入刑，安全就有了保障，这是一种典型的惯性思维和刻板印象。

　　将“开车玩手机”入刑的法律依据是危险驾驶。目前危险驾驶只规定了“醉驾”和“飙车”两种行为。一些代表代表们看来，驾驶机动车时玩手机的危险性等同于“醉驾”、“飙车”、“毒驾”。诚然，如果在驾驶机动车时一味沉浸在手机里，的确会危害公共安全，但“开车玩手机”又不完全等同于“醉驾”、“飙车”。毕竟，手机作为一项高科技产物、作为一种通信工具，已然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将“开车玩手机”入刑，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判断是“玩手机”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醉驾”可以测酒精，吹一口气看数值就知道，有一个量化的标准；“飙车”可以用技术条件测时速，时速高于多少就是飙车，这也不存在争议；“毒驾”入刑也不存在操作的难题，只要在尿检时检出违禁成分即可认定。但“玩手机”无法做到具体的量化标准，无法区别“玩”和正常的“用”，要想规避这个问题只能限制带手机上路。可是那必然会遏制人的正常紧急需求，法律执行的意义将无法体现。

　　因此，如果将“玩手机入刑”必将是立法上的极大难题。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一律入刑，又会造成打击面广，执行难，最后进入法不责众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