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有害健康，但抽烟的人还在增加，而且呈低龄化趋势。昨日，全国政协委员、辉瑞制药中国企业事务部总监冯丹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向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了6份关于控烟的提案，建议设置卷烟的最低价格标准，降低青少年初始吸烟染上烟瘾的可能性。(3月13日《华商报》)

　　冯丹龙委员认为，目前，中国卷烟的市场平均零售价为每包12.6元，但在全国的绝大多数市场尤其是低收入地区，吸烟者仍能找到价格约3至5元的烟。“极低价格卷烟的存在，加强了吸烟者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替代效应，还增加了青少年初始吸烟并染上烟瘾的可能性。”为此，冯丹龙委员提案建议：每年根据物价上涨指数和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对烟草消费税税率实行动态调整。同时，设置卷烟的最低价格标准，如卷烟的最低价不得低于每包10元，以此减少提高烟草税的消费替代，防范青少年在青春期试吸。

　　用提高卷烟零售价格实施控烟，应当说既不新鲜，效果也并不像建议者所预期的那么乐观。实际上，不少经济发达的城市，市场卷烟零售价格普遍高于10元一包，青少年吸烟的比例，非但不比那些3至5元一包烟的地方低，反而可能还更高。早在去年5月，国家对卷烟行业大幅提高税率，实现税率和卷烟零售价格“双提高”，人们也普遍认为这样一来，一是会减少青少年烟民的增加；二是会迫使“老烟民”减少吸烟甚至会戒烟。

　　然而实际情况却没有出现任何变化，尽管各地还相继出台了“史上最严”的控烟令，北京甚至要求“看不见天”的地方都要禁烟，多重压力之下，烟民非但没有明显减少，青少年烟民还一如既往的不断增加并向低年龄蔓延。这也足以证明，有经济发展和家庭收入不断增长做支撑，靠提高卷烟零售价格来实施控烟，收效极其甚微。

　　尽管有理论研究报告表明，目前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提高烟草税来实现控烟，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在利用税收杠杆来实现“市场化控烟”，有专家甚至认定，在高收入国家，如果国家把烟草产品的税提高10%，通常消费就会下降4%。但这终归是理论研究的“一厢情愿”，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由抽烟进而戒烟的人数不少，但无论是新烟民还是老资历的“瘾君子”，戒烟几乎都不是因为卷烟价格上涨而抽不起或家庭经济状况难以承受去主动戒烟，戒烟的真正原因除了特殊工作环境导致抽烟空间狭窄不得已之外，更多则是来自家人或医院医生的劝阻，出于身体原因不得不戒烟。

　　另外，据公开报道显示，从烟草的种植、加工、生产、销售等，全链条与烟草行业相关的人群多达2000多万人，这一群体的就业、生活与收入增长全部依赖于烟草，国家财政每年也从烟草行业获得近万亿元的财政收入，烟草是事实上的“利税大户”。与其说将卷烟最低零售价设置10元以上是为了“控烟”，倒不如说是让烟草行业由国家“利税大户”进而成为“利税首户”，因为事实已经证明涨价控烟“无效”。与其用涨价来“曲线控烟”，反不如对烟草行业“去产能”进行釜底抽薪更直接有效。但这又涉及到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转型人员安置的多重问题和矛盾，一个字“难”。

　　以提高烟草价格来减少烟民数量根本不靠谱，但作为合法产业，政府既不能干预烟民的合法消费，也不能干涉企业根据市场来自主定价。唯有出于保障国民健康的目的对其“去产能”，再施以各种行政法规来压缩烟民的吸烟空间，以正确的引导来促进人们健康消费和提升健康意识，使得人们远离烟草，最终才能减少烟民和遏制新烟民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