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重庆市民熊先生丢失一部手机，联系上拾得人蔡女士后，承诺给对方一定酬金表示感谢。可是，双方在约好的地点见面时，蔡女士索要800元的酬金，超出熊先生的预期，双方争吵后报警，最后熊先生付出500元酬金。(5月15日《重庆晚报》)

　　熊先生丢了手机，需要给拾得人蔡女士酬金，在这一点上，双方达成共识。尽管对酬金数量有争议，可是这种思维进入寻常百姓脑海，依旧有价值。

　　熊先生没尽到保管责任，若不是蔡女士拾到，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比如个人信息的丢失，有可能被骗子利用。而且，蔡女士为了归还手机，还付出了其他成本，比如时间和车马费。所以，给酬金时，就不能只考虑手机的价值，否则对蔡女士就不公平了。最好的办法是，在心里划定一个可接受的酬金范围，就高不就低。这样，其他人拾到遗失物品，也会积极地归还失主，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很多时候，人们下意识认为，对方拾金不昧，在做好事，提钱就俗了。简言之，人们容易从道德层面赞扬对方，说对方是好人，甚至美化成圣人君子。此举固然发自内心，但这样的直觉反应，却忽略行善的成本都由对方承担了。做好事，会吃亏，那么，人们只会做口头上的好人，实际生活中却缩手缩脚。

　　其实，失主有拿回失物的权利，拾得者有获得酬金的权利，双方争论酬金的多少，是权利在博弈，既有碰撞，也有共识。显然，现在这种权利博弈缺乏相应的载体，无法律支撑，也没失物回收体系，飘在半空只能和道德捆绑在一起，混为一谈。而如果没有从思维中彻底厘清道德和权利的关系，就容易在失物和酬金上犯糊涂，除了让自己心肝疼，还会损伤对方权利，让双方都觉得吃亏了。

　　一言以蔽之，人们需要意识到，不是拾得人要价过高，而是人们习惯于拾金不昧的道德惯性，总想少支付一点成本，于是，本是双赢的局面却因为心里拗不过弯，折腾成双输。那么，通过立法支持酬金制度并建立失物招领体系，才是人们在围观一则新闻事件之后，应当付诸的行动。通过对个案的关注，推动社会细节的进步，也是理性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