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近日介绍山西反腐情况时表示，一年多来，山西先后查办了5名市委书记；到今年4月，全省有2万多人次主动向“红包礼金专户”退交钱款，超过了一亿七千多万元。(6月10日，中国新闻网)

　　据报道，山西省发生了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全国上下都非常关注，经过一年多的治理，有问题干部主动交代问题逐渐增多。此次山西全省2万多人次主动退赃1.7亿，无论是上缴“红包”的人数还是金额，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实在令人惊诧不已。但新闻中只报道了退款的情况，后续报道只字未提，笔者不禁感叹，官员上缴“红包”，岂能“一退了事”？

　　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三令五申禁止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也不乏强硬的治理或清理措施，然而在查处的贪腐事件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贪官都有收受红包、礼金的行为。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下，其中一部分“潜水”的贪腐者犹如惊弓之鸟，此次山西省主动上缴“红包”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超2万人主动上缴“红包”超1.7亿元，就是最令人信服的反腐硕果。党员干部主动上交“红包”，吐出“到嘴的肥肉”，既要知错能改的勇气，也得面对舆情压力，这是从严治党、从严反腐形势下的一大“亮点”，值得点赞。

　　不可否认，十八大之后，党风政风有了翻天覆地变化，不敢腐的氛围初步形成，认错知改的干部多起来了。欣喜之余，却耐人寻味，试想如果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真正得到了遏制，谁还会想方设法送“红包”、礼金？如果监督得力，还会有这么多党员干部不听“招呼”，不守规矩，顶风违纪吗？因此，从此事中可以看出，收受“红包礼金”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要真正彻底地拔出这颗损害党和政府形象，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毒瘤”还任重而道远。

　　笔者认为，干部上缴的“红包”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干部之间帮忙办事收受，源于政治生态的问题；二是百姓求人办事送出，根于社会风气问题。事实上，近年来多地相继出台红包惩治行动，如治理收送“红包”，对实名举报并经查实的，可以给举报人最高不超过3万元奖金奖励；对违反规定不主动上交的，一律先免职；对违反规定指名道姓予以曝光，等等如是。最终的结果是，显性的“红包”收受少了，隐形的“红包”收受现象并没有决绝，并没有得到真正刹住，“顶风违纪”者有之，甚至还大有人在。

　　作风问题无小事。因此，加强对干部进行教育引导，督促他们上缴“红包”，只能算事后补过。如何扭转社会上收受“红包”不良风气，从根本上彻底杜绝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现象，营造公正透明的办事氛围，相关部门还得多想想办法。笔者认为，主动退赃只是开始，只有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加大查处和惩治力度，提高抵御不良风气的免疫力，切实做到廉洁自律做表率，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从思想根源上做到“不想腐”，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官场红包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