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市湄潭县，理性的人称它为“全贵州最不像贵州的地方”(因为它美丽的与众不同)；感性的人说这里是一个来了就能遇到爱情的地方，不管是爱上人，还是爱上风景田园，反正总能被它的美融化掉。

　　可就是这样一个美如云霞又柔情似水的地方，却在66年前由一群知识分子用生命和责任锻造出了一篇钢筋铁骨的济世文章。

　　竺可桢，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气象学博士学位，中国著名气象学家，曾被毛主席誉为：“你管天，我管地，我们两个一起就把天和地都管起来了。”

　　严浦泉，留英博士，1935年出任湄潭县县长。

　　1936年4月，竺可桢受命于危难之中，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从1937年7月到1938年8月底，中国108所大学有91所遭受重创。无数知识分子陷入生命与心灵的双重绝望与苦难之中。而竺可桢校长为了不让自己的学子们在日军的炮火中屈服、接受侵略者的文化侵袭，于1937年9月毅然带领全校师生走上了迁徙之路。历时2年半，横穿江南6省，行程达2600公里，最终到达湄潭，并在此坚持办学长达七年之久。这一路西行，师生们几乎都靠步行，还要带着大量实验器材和图书。

　　他们遇上过疫情，竺可桢的贤妻爱子也因此染病辞世。他们也遇上过日军的空袭，日军飞机对着他们的临时住处扔下108颗炸弹。

　　如果站在绝对公立的角度上来看那场实力悬殊的空袭和躲避，似乎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坚持做自己正在做的事。一边，就是为侵略而来，欲灭其国，先灭其文，当然要消灭掉这些有知识有理想的年轻人。另一边，流亡，就是为了保存下文心傲骨，待到这批青年长成，救国于危难。所以，对于浙大来说，越是危难，越应该坚守。只是一群文弱书生，在战火纷飞中，孤身坚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底线，谈何容易。

　　就在这个时候，湄潭县长严浦泉听到了浙大西迁的消息，致书竺可桢校长，请学校搬到湄潭来。又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宋美龄，提议浙大迁入湄潭，“让他们到湄潭来吧，我们保证让学生们能吃饱饭，能读书。”严县长这样说。

　　终于，浙大600多名师生来到了湄潭，湄潭县政府集社会各界人士成立“欢迎浙大迁校协助委员会”，让出寺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办公房屋及家族宗祠，甚至新建民房等250余间，供浙大使用。当时湄潭县仅有3000居民，本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富庶之地(与贵州其它地区相对来说)，可3000人的县城突然容纳进600多人，其困难可想而知。但湄潭县做到了他们的承诺：让学生们吃饱饭，能读书。

　　七年，浙大获得发展壮大，培养人才无数，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湄潭也因为浙大的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民众文化素质等方面都获得极大的提升，这种影响延续至今。

　　现在人们对浙大西迁做出各种解读，其实远没有那么复杂。在那个年代，不论是竺可桢还是严浦泉，他们只不过都是在完成一种自己内心中所认定的“责任”。从古至今，中国文化在对知识分子的培养教育中，“济世”一直就是最重要的一堂课。居小处有小所为，居大处有大所为，在其位就尽心尽力谋好其事。竭尽全力把“这份事”谋好，殚精竭虑让“这份事”能最大限度的于人有益、于国有益、于世有益，这是在完成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济世”使命。自己的行为能让一人获益，心中坦然；能让众人获益、再润泽于后世，内心亦坦然，就这样坦坦然然做着该做的事，这是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

　　竺可桢作为浙大校长，选择了最艰难的路，做出了在当时对浙大最好的事。严浦泉这个做了湄潭县长的江苏人，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湄潭的过客，在任上几年匆匆敷衍了事，而是自己给自己找来了这付沉重的担子，义无反顾担了起来。所以，他们都对得起自己所受的教育，都没有辱没自己胸中的学问和从圣贤书中学来的知识。对于一名知识分子来说，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