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云南一个村子40多人涉“盲井式杀人”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公开报道可知，近年来“涉毒村”、“诈骗村”、“造假村”等“整村犯罪”屡见不鲜，并呈现出作案手法专业化、科技化、暴力化等特征，犯罪嫌疑人以青少年居多，甚至有部分村干部也参与其中。(8月4日《经济参考报》)

　　整村犯罪，不管是“涉毒村”，还是“诈骗村”“造假村”，要形成的话，肯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管是形成的过程中，作案手法再专业化、科技化、暴力化，总会留下蛛丝马迹，有关部门怎么没有早一点发现呢？怎么能让其形成的呢？整村犯罪，涉案人员少则千余人，多则近万人，不管是被骗了，还是被打了，肯定有人向有关部门举报过，那么，为何有关部门没有引起重视，顺藤摸瓜，把这些犯罪团伙挖出来呢？如果当地政府和公安等部门听到风声或者得到举报后立即查处，就不可能发展到“整村犯罪”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

　　“涉毒村”“诈骗村”“造假村”等“整村犯罪”现象的形成，如果说，那些村的一些领导为了自身从中谋利，进行纵容包庇的话，那么，作为乡镇政府放任其“做大”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毕竟乡镇是一级政府，有严肃维护党纪国法执行的责任。放任其做大，说轻点，说明当地县乡等政府存在严重的“不作为”，说重一点就是怂恿犯罪。

　　“整村犯罪，团伙杀人”，在欲望与金钱的驱使下，不劳而获的思想如今已经吞噬中国一些农村。“犯罪村”的形成，表面上看是有人为了图利，缺乏法律观念造成的。实际上，对于制毒、诈骗、制假等就算大字不识一个的普通农民，也知道这是犯罪，也知道犯罪的后果。这些人之所以胆大妄为，是因为存在着“从众心理”，看人家没事，看到人家发了财，于是心里痒痒，抱着侥幸心理，也跟着干。最关键的还是有关部门存有“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思维，只要不出人命，对村民的制假、制毒等能挡就挡，能从轻处罚就从轻处罚。再加上此类犯罪活动，涉及工商、公安、交通、银行等多个部门，这些部门一般都不会主动去查。从而让那些“犯罪村民”胆量越来越大，犯罪的圈子也越来越大，犯罪村形成也就不奇怪了。

　　虽然“犯罪村”的形成情况复杂、形式多样，犯罪的手段不断翻新，但万变不离其中，总有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即使犯罪分子手法再新、再隐蔽、再狡猾，只要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多长一个心眼，就不难被识破。“犯罪村”的形成，是政府部门监管整体缺位的结果，是在公然挑战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游戏政府的行政管理法规、愚弄政府各级行业管理机构、玷污和亵渎政府职能部门神圣的执法尊严。当地有关部门没有及时对其进行监督、稽查，反而是玩忽职守、放任自流，怂恿其“坐大”，有关部门的行为也是失信于民的渎职犯罪行为。因此，在对涉案人员进行法律惩处的同时，也要对履职不到位的政府有关部门人员进行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