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强制戒毒所(原劳教所)一名1980年出生的警察，干部档案记载的出生年份却为1976年，其档案年龄早“出生”4年的原因，是其父亲为了能把他招录进本单位。针对记者“为什么会有人举报”的问题，隋某某说：我以前负责信访工作，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这是没什么告的了，他们太能作了，跟臭无赖似的。(8月8日《法制晚报》)

　　为了帮助儿子上学、进编，隋某某两次隐瞒真相、弄虚作假，所作所为违反了党的纪律，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然而，面对记者的采访，隋某某非但没有深刻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百般狡辩，得出了一个举报是因为“得罪人”的结论。拿“得罪人”当违纪的“挡箭牌”，这种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无赖行径，令人不齿。

　　生活中不乏类似的混账逻辑。一些落马官员面对举报之初，老是拿得罪小人当借口，目的无非是讲功劳、诉苦衷，营造委屈形象，谋求公众同情，从而为自己开脱。然而，共产党人历来功过分明，从不搞将功补过、戴罪立功那一套，强调自己的功劳和苦衷，以功绩来掩盖违纪事实的想法，其实只是徒劳。再者说，即便举报人怀着个人泄愤的目的，但只要证据确凿、事实充分，就绝不影响举报问题的定性与查处，从动机角度企图否定举报，实在是打错了算盘。面对举报线索，无论当事人如何表态，都不会影响有关部门按图索骥、顺藤摸瓜的脚步。如果自己立得直、行得正，有关部门自然会还一个清白、给一个交代，又何必急于辩白？拿“得罪人”当“挡箭牌”，恰恰暴露了某些人混淆视听的小心思，是外强中干的心虚表现。

　　需要澄清的是，得罪人与被举报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如果一名干部坚持原则、认真负责，公道正派、不徇私情，势必会得罪少数人。但由于他严于律己、出以公心，只会让人心服口服，又怎会被人寻衅举报？春秋齐国的名相管仲，将伯氏骈邑的三百家夺走，使伯氏终生吃粗茶淡饭，然而“没齿无怨言”。由此可见，得罪人并不必然招人嫉恨，更未必导致举报的结局。拿“得罪人”当“挡箭牌”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打铁还要自身硬。只有事事出于公心，处处严于律己，身正不怕影子斜，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否则，只要是做了违规违纪的事情，任你有百般借口、千般推辞，终究是纸包不住火，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