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今日表示，2014年后，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决定，又把扶贫资金项目审批管理权限进一步下放到县，省级不再具体管理扶贫资金项目的审批权。今年可能90%左右资金规模审批权限下放到县。(中国新闻网9月22日)

　　“从1996年探索实行扶贫资金管理方式，到2010年，国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实行提前预拨制度；从2014年，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决定，把扶贫资金项目审批管理权限进一步下放到县，省级不再具体管理扶贫资金项目的审批权，到今年可能90%左右资金规模审批权限下放到县。”足以看出国家在遏制扶贫资金不允许出现截留挪用、胡花滥用，闲置和滞留，最大限度、更高效率地发挥扶贫资金效益方面，可谓卯足功夫。诚然，“下放”审批权限可以扭转个别地方扶贫资金结转和滞留的问题。但笔者以为，“下放”审批权限尤需“上调”监督路径，防止“权”被“利”所用。

　　并非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查阅近年来扶贫资金被“劫持”的现象不在少数。如陕西洛南县扶贫局将1451.49万元扶贫款用于刷墙盖楼；湖南新化县强扣水利款建旅游区；甘肃古浪县多个部门骗取140.25万元扶贫资金；云南昌宁县扶贫办把113.25万元扶贫资金变成招待费；宁夏同心县耗资数百万扶贫款建造牌楼和宣传牌等等如是。无一不让民众对扶贫资金监管的“拷问”打上一个大大问号。当然，扶贫资金被“截留”折射出相关扶贫资金管理制度的缺陷，但与此同时，也反映出部分领导权力过于过大，审批的权限“脱缰”，监督的路径“堵塞”所致。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对于扶贫开发的投入明显增加，不仅是国家，各级财政专项投入也是明显增加，增幅很大。但不可否认的是，随之而来扶贫资金职务犯罪也呈逐年上升的势头。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扶贫资金使用缺乏透明，地方政府对利益的自主性作祟，资金管理过于封闭，公众很难知晓和看不到一本明白账所致。如今，90%左右资金规模审批权限下放到县，从资金的使用上减少了“中转站”，或许可以规避由于审批不下“眼巴巴等米下锅”的尴尬。但也不排除审批权限下放，一些地方为了扶贫资金“师出有名”，不惜夸大或虚构本地区的贫困状况，未能达到扶贫资金“雪中送炭”之功效。

　　权有多大，责有多大。“下放”审批权限，那么在扶贫资金使用方面，该由谁负责审批、谁负责拨款、谁负责发放、谁负责监管、谁负责审计，这算得上是一个一环扣一环的问题。因为一直以来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备受诟病，加上权力“挡道”，致扶贫资金遭“黑手”。这也诚如《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中指出那样：当前，我国在扶贫资金的分配、管理和使用中尚未形成严格规范的制度，各级政府、中介机构、农户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开展多重博弈。为此，“下放”审批权限固然是好事，但尤需“上调”监督路径，得为扶贫资金加上一道“安全网”。

　　最后，无论何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一切都是白搭。笔者相信，有了不断完善的监管制度和程序，有了审计监督部门防范于未然的事前监督，有了对扶贫资金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管理，定能让扶贫资金“锦上添花”，把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达到审批、监督一条龙式的管理，少了审批权力“下放”，监督滞后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