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重庆市政府法制办发出关于征求《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意见的公告。草案规定，除了物质上的赡养外，家庭成员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以电话、网络、书信等方式问候老年人。(2月7日重庆晨报)

　　无论中国的老龄化以怎样的速度狂奔，亲情陪伴永远是中国老人最长情的晚景。

　　重庆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为“老有善养”建章立制，起码在价值取向上做了有益的导引。相较于物质赡养，精神赡养更难能可贵。尤其在乡愁遥遥的年代，一通电话、一段视频、一封家书，对家庭亲情来说，也或能聊以慰怀。

　　不能常回家看看，也当信来书往。

　　不过，2013年新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就曾将子女“常回家看看”作为硬性规定，遗憾的是，现实归谬了良法的初心。除了当年有新闻报道父母将不回家子女告上法庭，这些年来，对于更多普通中国家庭来说，“常回家看看”的立法刚性，可能还不如春晚歌曲的情感召唤更有劲。2016年10月19日，国家卫计委公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称，中国流动人口达2.47亿人，其中流动老人占将近1800万，主要以低龄为主，其中有八成低于70岁。为了子女，中国老人宁愿漂泊在无根的城市、宁愿卖掉老家房子来城市给子女交首付——他们，又如何会“拿起法律武器”，将责罚的枪口对准自己的子女？这就是最真实、亦是最尴尬的中国国情。立法再好，如果刻舟求剑，恐怕最后也难以抵达良法善治的臻境。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明确的是两个层面：一则，问候老人固然重要，但这不是法律能管得了、管得好的事。如果“常回家”失效，就别指望“常问候”会显灵。二则，法律的真意，在于执行。如果没有配套的罚则兜底，又或者初心沦为纸上画饼，这样的吁求可能反而容易被轻佻解构。再则，“常问候”在公众的价值理念中，当属于道德自治的范畴，换句话说，这是人伦之常，而无须法律明文插手。

　　“常回家”也好，“常问候”也罢，说到底，仍属于强制规定义务的思路。在中国快速老龄化的路上，除了子女的孝心与义务需要时刻被提醒，社会恐怕更当给子女提供尽孝与赡养的便利。今年1月，《福建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备受舆论关注。因为条例规定独生子女的父母年满六十周岁，患病住院治疗期间，用人单位应当支持其子女进行护理照料，并给予每年累计不超过十天的护理时间，护理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这样的法律关系调整，抛开执行力的绩效不谈，起码在思路上算是抓住了养老问题的“七寸”。相较于空泛的刚性约束，中国子女最需要的，也许是“常回家”的时间和精力、“常问候”的情怀与惯性。

　　家是盔甲，亦是软肋。父母是大港湾，亦是东流水。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制度设计还须更切实地关照现实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