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庆阳28岁的打工者刘民杰有些懊恼，今年春节，定亲这项头等任务又无法完成。原因是女方开出的18万元(人民币，下同)彩礼价，实在让身居农村的家庭“负荷不起”。春节假期即将“收尾”，仍有不少外出务工的青年留守家乡，抓住最后的时限“相亲”，甚至结婚。而像刘民杰这样被日益攀升的彩礼拦在幸福之外的农村“光棍们”人数也日益增多。(2月9日，环球网)

　　最近一段时间，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很多主流媒体上，关于农村天价彩礼的新闻报道接二连三。媒体如此密集关注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对外出打工返乡的农村适龄青年来讲，春节期间不仅是他们与家人团聚的难得机会，也是他们寻找人生另一半的大好时机。然而，谈婚论嫁的价码却一路高歌猛进，动辄十几万甚至二三十万的彩礼，让不少渴望步入婚姻殿堂的农村青年望而却步。因而，农村婚嫁彩礼再度成为春节期间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自然也就不足为怪。

　　平心而论，彩礼并不是洪水猛兽，我们没必要彻底全盘否定，或者将其一棍子打死。至少，作为中国民间已经流传几千年的传统习俗，彩礼的存在也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它不仅是表明男方诚意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意味着男女双方家庭达成了婚姻契约关系，对男女双方忠于爱情都是一种约束。但是从情理上讲，彩礼的多少还应该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男方的经济实力相匹配，那种丝毫不考虑情感因素和实际情况的天价彩礼，既是对传统习俗的变态理解，也是对现实婚姻的不尊重。毕竟，爱情不是买卖，婚姻无法用金钱度量，幸福也不能依靠彩礼来支撑。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一种社会规律，可是天价彩礼的出现却给农村青年的婚嫁披上了一件功利的外衣，不仅与现代社会提倡的文明新风不相适应，而且还让不少家庭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甚至“因婚致贫”。而为了扭转这种现象，让农村家庭少一些“甜蜜的负担”和“幸福的烦恼”，在四川金阳、山东巨野、河南清丰等地，都先后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划定了“彩礼指导标准”。政府这样做，出发点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政府下文件给彩礼“定价”并不合适，显然还缺少足够的法律依据。

　　如何破解天价彩礼这道难题，当然不能完全依靠村民的醒悟和自觉，政府部门尤其是农村基层组织一定要在政策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有所担当。近些年来，在山东的一些地方，政府通过积极引导，以村民自治的形式成立了农村红白喜事理事会，用村规民约对农村婚嫁彩礼的数额进行商讨约定并且形成制度，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限制了天价彩礼的出现。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将这种红白理事会制度在更大范围内推而广之，帮助农村群众形成正确的婚姻观和幸福观，别让天价彩礼堵住了农村青年的婚姻之门，剥夺了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