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的制售假线索，但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因此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代表阿里巴巴向社会发出呼吁：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全社会拿出治理酒驾一样的共识和力度，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假货。(2月27日《中国新闻网》)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阿里呼吁，实为行业的共同困境。身陷假货困境，以及打假之苦，若不采取更为强有力的措施，从整个治理的生态上去优化，那么电商平台的治理，就始终会陷入技术性困局，尽管投入巨大并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不过整个行业生态依然难以净化。当一个乱象存续日久，如百足之虫打而不死，那么治理手段就当应势而变。加大刑罚，降低入刑门槛，像酒驾一样明确共识并落实行动，假货之患方可得到根治。

　　阿里呼吁其实也是社会要求，面对日益泛滥而严重的假货，不乏有识之士认为，应当以严刑峻法惩治，用法律的刚性来震慑和遏制。一者，此取决于假货泛滥的严峻形势。制假售假问题尾大不掉，线上线下遥相呼应，网络交易的隐蔽性、广泛性、不确定性，更为制假售假创造了巨大空间，导致治理困难重重。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情况报告披露，2014年网购正品率只有58.7%。同年全国工商部门共受理网络购物投诉7.78万件，同比增加356.6%。消协组织受理的20135件远程购物投诉中，网购超九成。201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63.93万件，其中2万件远程购物投诉事件中，网络购物占比达95.41%，较上年同期上升3.31%，其中很多问题属老生常谈，陷入了边治理边膨胀的怪圈。

　　二者，加大刑罚治理是基于国外经验的借鉴。造假制假是一个国际性问题，电子商务作为新兴的经济业态，问题更加明显和突出。相比于国内，国外在治理手段上更为完善和成熟，最核心的原则是严管重罚给予威慑。以美国为例，美国制定了许多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商标法”、“安全法“等，其中美国商标法规定，对故意从事假冒伪劣商品生产和销售，美国法院会判决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处罚，或者对售假经营者个人最高处以200万元的巨额罚款，如果售假对象是单位或集体，会被处以500万元的巨额罚款，对那些反复售假而屡教不改者，则会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并罚500万元的巨额罚款。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若能仿效美国等国家的做法，对制假售假者判处相应的刑罚，或者罚以巨款，才能使造假者惧于法律尊严而不敢越雷池半步。

　　三者，加大刑罚是酒驾入刑带来的启示。2016年4月29日公安部信息显示，“醉驾入刑”自2011年5月1日正式实施后，5年来,全国因酒驾醉驾导致的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与法律实施前五年相比分别下降18%、18.3%，治理效果十分显著，更重要的是，此举推动了公民自觉遵守法律、抵制酒驾醉驾意识的提升，并形成了“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的社会共识。其他食品药品制假售假入刑，重大环境污染入刑等，尽管囿于门槛因素而入刑率较低，不过也由此形成了强大的震慑效应，促进行业顽疾明显好转。

　　众多案例说明，如果违法犯罪的成本过低，逐利的冲动就得不到遏制。结果，尽管治理成本高昂，但实际效果甚微。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某知名电商平台配合公安部门打掉了一个制假的窝点，结果到了第二年打另一个窝点时，却发现两个案子居然是同一伙人。对于制假售假者的处罚，如果依然停留在“罚款了事”，或者囿于入刑门槛太高而“以罚代刑”，那么监管的威力就始终难以得到发挥。

　　基于如此形势，在各级两会上，不乏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对制假售假行为要“严刑以待”。当前，应当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就“是否入刑”应达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二是在如何做到“像酒驾一样刑罚”，需要在“零容忍”的态度下，既实行入刑的扩容，又降低入刑的门槛，让造假售假行为露头便打，实现局面好转才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