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淑菊本是很有前途的少数民族女干部，她出生于1962年，1989年出任包头团市委副书记时只有27岁。去年4月，陶淑菊落马，经调查，不仅她自身有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推波助澜的“贪丈夫”。(北京青年报，5月18日)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比喻由于地处近便而获得优先的机会。报道中的陶淑菊官商“夫妻档”便是如此。原本，作为夫妻之间应相互恩爱、共同珍惜、相互提醒、相互监督，多吹良性枕边风，让家庭成为拒腐防变的一道重要防线和预防、抵制腐败的重要阵地。然而，身为领导干部的她，不但利用职务便利，向相关政府部门和医院领导打招呼，帮助他人承揽项目、谋取利益，伙同其丈夫先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2500余万元；同时，更为奇葩的是，居然允许、纵容其丈夫在她管辖的地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活动并谋取私利，非法占有其工作单位的财物归个人使用，上演了一场“亲缘腐败”大戏。

　　按理，对于领导干部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问题，不乏相关的法规制度。早在1985年，国家就颁发了《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要求：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随后在1989年、2001年、2010年等时间段再次相继颁发《关于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试行)》，进一步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该领导干部任职地区个人不得从事房地产、广告等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那么，缘何在如此众多的禁令之下，依然还会有像官商“夫妻档”这样贪腐“近水楼台”事件发生？是她不知道，还是谁给了贪腐“夫妻档”“并肩作战”同台“竞技”机会？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曾多次痛批官员亲属非法经商的事情。更是指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诚然，相较之前领导干部亲属经商事件有所收敛，但并未决绝。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督的缺位。相关的制度是制定出来了，但关键问题是一旦违反了制度，该谁来负责监督？对于监督的缺位，由谁来问责？尤其是对于个别位高权重的地方主要负责人，又怎么去监督？等等如是。有鉴于此，如何让那么多严格的要求落实到位，如何让制度发出威力，单靠领导干部的觉悟和自我约束力是远远不够的，是无法从根子上切断利益输送的“念想”，堵塞漏洞。

　　徒法不足以自行。古人云：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试想，一个领导干部连自己的配偶子女都管不好，束不了，何以服人治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为此，要让官商“夫妻档”的贪腐不在成为“近水楼台”，得规章制度结合实际发挥效力，体现刚性约束；得加大对领导干部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的个人有关事项抽查核实；得厘清各级领导干部的亲属、在什么范围内不得经商办企业，给出明确界限；得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尽可能减少以权谋私；得加大惩处力度，不妨以“一票否决制”对发现问题零容忍。相信当制度不在成为纸老虎、稻草人，惩处不是橡皮筋，“近水楼台”也就不再有。

　　严是爱，松是害。官商“夫妻档”成贪腐“近水楼台”，既是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有经商办企业规范的又一个生动注释，也是对“妻廉夫祸少，家廉幸事多”例证，更是对所有监督部门一个警醒。不要因为失之于宽，失之于软，让千里河堤毁于蚁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