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公安部多次部署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制售假劣涉疫情物资违法犯罪。今年全国两会，一直关注打假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郝世玲郝世玲带来了《关于加大对制假售假行为打击力度的议案》。她建议，“全社会需协同共治，像防控疫情一样防控假货洼地。”(5月21日经济日报)

　　越是经济承压，越是假货凶猛。如果说，寻常的山寨或仿冒还只是知识产权层面的暗伤，那么，防疫产品上的各种花活则直接指向谋财害命的仓惶。以下案例，触目惊心：江苏张某夫妇在社交电商平台销售假冒德国“博朗”耳温枪，河南更是在一个月之内查获11起社交电商售卖假口罩案件，甚至连艺人练习生都在通过社交平台卖口罩骗取资金……在各种直播与微商风生水起的同时，但凡是监管短板的地带，几乎都沦为赤裸裸的“假货洼地”。

　　打假没停步，假货亦猖獗。《2019年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显示，2019年以来，假货治理的“洼地效应”和制售假全球化趋势并未改善，且已成为中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最大障碍。旗舰店、专卖店、专营店，傻傻分不清；贩卖假货，伪造授权书、公章，什么都敢做。今时今日，“带货售假——直播致歉”似乎已经成为网红经济里的标配链条。结果，弄得不少正规电商都要站出来赌咒发誓——“从不坑蒙拐骗，也没卖过假货、水货。”

　　假货怎么治？这个问题自不新鲜。而当下的症结在于：一边是红红火火的治理，一边是暗自妖娆地游离。比如，正如全国人大代表所言，疫情期间，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全国执法机关都在空前严打制售假口罩等疫情物资，但售假者和假货极易在社交电商平台隐匿逃窜，向对假货辨识度较低的广大农村地区倾销。说得更直白一些，电商平台千姿百态，打假作为“气象万千”。如果各家互联网平台不能在打假议题上一视同仁，则很容易让售假分子在流窜售假中找到“发家致富”的假货洼地。

　　多少年前，业界形成一个共识：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电商售假。时过境迁，今天的我们又呼吁像疫情防控般防控“假货洼地”。提法虽然在变，价值诉求却始终如一：第一，不能在假货治理的过程中“厚此薄彼”，更不能放任微商等在售假中的“洼地效益”。第二，打假治假不是一两家头部平台的私事，须从国家治理体系层面寻求更规范更公平的“合力之治”。日前，公安部还专门推出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食药环和知识产权领域犯罪、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十项措施。时下而言，瞄准“洼地”、填平“洼地”，或许才能真正让假货在互联网平台藏无可藏、躲无可躲。

　　“后疫情时代”，消费信心弥足可贵。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尚未提及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的现实语境之下，从内需端拉动经济高质量增长，既任重道远，更责无旁贷。因此，打假就是抚慰消费信心、治假就是提振内生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电商自然没有打假意义上的豁免权，微商平台等新电商恐怕也更要成长为打假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