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晚，辽宁省铁岭市民王女士(化姓)在孩子班级家长微信群内，看到了班主任发送的信息：“各位家长：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三年后考上高中，那么你们就按照我们考试前的约定，所有的科目以及格为标准，不及格者差一分发一元红包。群里多少人就发多少份。”老师留言过后，一些家长分别发出了标有“惩罚”字样的红包。王女士按照老师的要求算完之后，发现自己要发的钱太多了。孩子一共参加了学校期末7个科目考试，王女士每科按照60分的标准计算后发现，她如果真的那样发红包得一二百块钱。(1月15日澎湃新闻网)

　　学生考试不合格，就罚家长发红包，如此“创新”的做法，肯定是要引起热议的。在澎湃新闻网的读者留言里，排在第二、三位的评论为“老师也不容易！为了提高学生成绩，让家长重视子女教育也是费劲心思。7科要罚200，说明孩子每门只考了30多分，家长自己不先觉得丢人吗？不该教育孩子学习吗？”“每门就考三十分还读个什么书啊，干脆退学得了更省钱。”

　　看完这两条“点赞”率颇高的评论，我很替这两位以及赞同他们的同志(不知其是否已当上家长)捏把汗：且不说其观点之荒谬，仅从他们根据“不及格者差一分发一元红包，群里多少人就发多少份……群里42个人……王女士要发200元”的条件算出王女士的小孩“每门只考了30多分”，可见其数学能力之“神奇”，倘若当年读书时，老师也是如此罚法，他们的家长不得砸锅卖铁呀？

　　当然，从总体上看，对于这位班主任老师“罚家长发红包”的做法，还是批评的声音占主流。楚天金报的评论文章认为这不是“好方法”，红网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教育真谛”，现代快报也认为这种做法不合适，“开错了药方”。不过，这些批评者又认为该老师“愿望是良好的”“提升成绩的想法没有错”，我们“应当可以理解当事教师的良苦用心”。

　　教师罚家长发红包究竟对不对，这个问题只要不是“用脚趾头思考”都能判断，但比起这种荒谬的做法来，我以为那些认为其“出发点是好的”的观点，更要荒谬和有害。

　　对于这种“以出发点论是非”的惯性思维，我已在多篇文章中提出批评：我们又不是别人肚子里的蛔虫，怎会知道人家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呢？再说，事情的性质究竟是由“想法”还是由“做法”决定的呢？如果以“想法”定性质，这不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唯心主义”了吗？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是非曲直、公平正义可言？

　　但我发现，作为一种颇具“民族性”的思维模式，“以出发点论是非”之所以“历久弥新”，除了思维“惯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正在变为一种避重就轻、大事化小的卸责“万能模式”。人们以为，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算错也不是“原则问题”，只是“方式方法”问题，“可以理解”，如果真要处理也可以“从轻发落”。这种只问“出发点”，不看行为本身及其结果的“初衷主义”，很容易让人们陷入道德“迷阵”，“误判”事物性质。更有可能让那些“深谙此道”之人，打着“出发点”的旗号，“放手”去干不正确甚至不合规、不合法的行为。

　　正是在这种以出发点论是非的“初衷主义”思想指导下，才会不断出现为了“加强作风建设”而通报教师聚餐，为了“保护动物”而到“虐狗”者家门前摆放殡葬品、为了“替国家节省开支”而毒杀老人之类的荒唐事。甚至连一些地方政府在强拆中发生活活将村民碾压致死事件，当地官方都说是由于“操作不当”所造成的“意外事件”，也就是说“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方式方法”出了点小差错而已。也正是在这种思维指导下，才会出现因为觉得“偷鸡腿妈妈”所作所为是“为了小孩，不是为了自己”，便纷纷为其偷窃行为感动、点赞的怪事。

　　就拿此次教师罚家长发红包事件来说，如果非要讨论“出发点”是不是好的，我以为，就连其出发点都不“合格”。这位王教师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说，“发红包的那些话也是我发的。但是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和家长互动起来”，试问，就算罚家长发红包真是为了“互动”，但这种沾满铜臭味的“互动”好吗？

　　王老师又说，“发红包是小事，配合我把孩子培养成才才是大事。成绩是一方面，讲诚信，懂孝道，守法纪更关键。”可是，王老师因为学生成绩不好，就不惜罚家长发红包，不惜侵犯学生和家长的隐私和尊严，通过让家长“吃亏”“丢脸”来向学生施压，试问，这反映的究竟是不是“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观呢？试问，这样的做法究竟是要配合她把学生培养成怎样的“才”，要让学生从中学会如何“讲诚信”“懂孝道”“守法纪”呢？

　　如果说，王老师为了推卸责任而扯什么“出发点是好的”，还在“情理之中”，那么，批评者们不假思索地附和一句“出发点是好”，则反映其头脑中也有这种“以出发点论是非”的思维“毒素”，其所谓的“批评”，其实只是一种糊涂的“赞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