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份温州交警首创微信“智能随手拍我要举报”系统，市民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行车记录仪举报各类交通违法，系统可以自动识别举报拍摄时间、地点、车牌，举报成功的市民可通过抽奖获得行车记录仪、微信现金红包、流量等奖励。(12月15日《浙江日报》)

　　交通违法普遍、管理力量不足，是温州开展随手拍“违停”的主要动因。从实践来看，平均每天接受群众举报1500多起，共已接收到各类举报20余万起，作为违法证据录入处罚17万余起，成效也非常显著。但即便如此，随手拍“违停”，仍然存在着许多风险。

　　其一，是执法资格问题。市民举报交通违法行为，并填写“违停举报宣传告知单”，其行为已相当于执法。《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五条中明确规定：交通协管员可以在交通警察指导下承担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劝阻违法行为；维护交通事故现场秩序，保护事故现场，抢救受伤人员；及时报告道路上的交通、治安情况和其他重要情况等，但交通协管员不得从事其他执法行为，不得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对此，有法律人士指出，这表明，辅警不能单独执法，他只能协助正式警察取证。既如此，连辅警都不是的普通市民，又是否有这样的资格呢？

　　其二，是执法风险问题。陕西广播电视台《第一新闻》报道，因为协警开罚单，车主和协警发生冲突，冲突中群众的情绪一度非常激动。冲突的过程中把辅警的警号撕掉，衣服拉烂，把照相机里面的图片全部删掉了。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市民这样的行为，会否引起冲突呢？有冲突了又该怎么解决？

　　其三，利益诱惑问题。把执法与利益相分离，是一条根本的原则，这能有效防止为利益而执法。从报道中可知，“举报成功的市民可通过抽奖获得行车记录仪、微信现金红包、流量等奖励”，这样为了利益的执法行为又是否恰当呢？

　　“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是监督者”可以，但要“人人都是管理者”，恐怕并不恰当，尤其是交通违法执法中，其风险不可小觑。